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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诈骗罪处分行为:既包括转移所有权,也包括转移占有


 

论文题目: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准确理解和认定

案例一:A、B共处一茶室,A见B所用手机价值不菲,遂起占有之心,便谎称因故未带手机,借B之使用,B应允并交付手机,A趁B不备携机出室逃走。经鉴定,B之手机价值4000元。

案例二:C至商场购物,因喜爱一名牌衣服,又苦于无钱购置,遂心生一计后叫营业员D将衣服交与其试穿,D应允并交付衣服,后其趁D忙碌之机,携衣逃离。经鉴定,该衣服价值2500元。

案例三:E因赌博欠债数万,便至F之租车行将车骗租后出卖获价款50000元,其支付债款后携余款潜逃。

上述三案例中A、C、E之行为该如何定性,争点主要为A、C构成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和E是否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1]而盗窃罪是指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平和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包括单位)占有。[2]从二者构成要件可看出: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并非被害人是否有受骗的事实,而在于受骗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为财产处分行为。

有论者认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是因受骗后而事实上完成了财物交付转移的行为,不论交付者的主观意愿和内容,只要财物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能发生改变即可。据此观点,案例中的B、D、F因受骗后均有交付转移财物的行为,该行为即财产处分行为,故A、C、E因之取得财物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造。另有论者认为,财产处分行为以受骗者主观上具有处分的意思为必要,同时意识到自己所处分财物的所有权将发生改变和转移,即处分人所处分的必须是财物的所有权。据此观点,B出借手机的行为,D交付衣服给C试穿的行为和F出租汽车的行为均因主观缺乏处分所有权的意思而不能被认定为财产处分行为,A、C、E之行为也均因缺乏“受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这一要件,而不齐备诈骗罪的构成。

上述两种将财产处分行为分别理解为交付(转移占有权能)和处分所有权的观点,在面对司法实践时,存在着不当扩大或者缩小诈骗罪的成立范围的问题,均不可取。笔者认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是指受骗者将被害人的财产转移为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占有,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对财产取得了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

首先,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并不意味着只要为了民法意义上的交付即可

换言之,转移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权能在诈骗罪中不能等同于转移刑法意义上的占有。刑法上的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刑法上的占有和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刑法上的占有重在事实上的支配,占有意思往往只是对认定是否占有起补充作用。[3]刑法上的占有是否发生转移,不能狭隘地理解为转移为谁“拿有”谁“携带”就是转移了占有,而要根据社会上一般的观念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认为受骗人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

一般而言,根据社会上一般的观念,应当将以下几类情形判断为刑法上的占有未为转移:

1.只要是在他人的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即使他人没有现实地握有或监视,也属于他人占有,例如,商店里的衣服,即使顾客试穿在身上,也由店主或店员占有,而不是由顾客占有;

2.虽然处于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挂在他人门上、窗户上的任何财物,都由他人占有;

3.在特定场所,所有人、占有人在场的,原则上应认定为所有人、占有人占有。例如,飞机上的乘客的手提行李,不管其放在何处,都由乘客占有;

4.主人饲养的具有回到原处能力或习性的宠物,不管宠物处于何处,都应认定为饲主占有;

5.即使原占有者丧失了占有,但当该财物转移为建筑物的管理者或者第三者占有时,也应认定为他人占有的财物。[4]

案例一、二中的受骗者B、D虽然在A、C的欺骗下,作出了交付手机、衣服的行为后,没有现实地握有手机、衣服,或者机警地监视着A、C的行为,但这种交付并不意味着B、D对手机、衣服转移了刑法上的占有,对财产作出了处分行为。而按照社会上一般的观念,该手机、衣服均处在B、D的事实控制支配领域之内,A、C并不能对手机、衣服实际控制并为相关处分行为。因此,因欠缺受骗者B、D为财产处分行为这一要件,A、C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事实上,B、D对手机、衣服交付后的状态,应当理解为“占有迟缓”。所谓“占有迟缓”是指受骗人并没有认可行为人可以带着标的物离开控制地,而只可以在控制地范围内进行利用的情形。B出借手机给A使用、D交付衣服给C试穿的行为表明二人并未认可A、C可以带着手机、衣服脱离茶室、商场进而控制和自由支配手机、衣服,而只是允许A、C在该范围内使用、试穿而已。此时,A、C将在受骗人B、D控制之下的标的物手机、衣服带离,实质上是以“非暴力胁迫手段(平和手段)”,违反B、D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该行为恰好完全齐备了本文所述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对A、C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其次,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主观上具有转移财物所有权的意思以及实际转移所有权

第一,财产犯的法益除了财产所有权外,还包括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5]被害人的财产是否受到现实的侵害,即财产犯的成立与否甚或既遂与否,通常是以是否失去财产的控制和支配作为判断标准,而不是以是否丧失所有权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不应将那些实际转移了财产控制和支配的行为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

第二,行为人是否客观地对财物取得控制和支配,并不以处分人主观上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或者客观上转移了所有权为前提,而只需要处分人客观地转移占有并失去控制和支配即可。倘若一味强调处分财产所有权,则会不当缩小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例,张三将价值5000元的电脑借给李四使用,后王五欺瞒李四以借用之名将电脑骗走出售获利。该三角关系中,虽表面上受损的是具有财产所有权的张三,但最终损失则是李四因对张三负有民事责任而承受。李四对张三的电脑只有所有权之下的占有、使用权能,其受骗将电脑出借王五的交付行为在主观上也并无处分所有权的意思,但若据此否定王五之行为构成诈骗罪,也就否定了李四对电脑的占有应当得到刑法保护的权利,这显然在财产犯法益、成立和既遂等理论面前无法自圆其说。因此,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主客观上处分财产的所有权。回头再看案例三,受骗者F在出租汽车时,主观上并无处分汽车所有权的意思,但其将汽车出租给E时,已经完成了汽车在刑法意义上占有、控制、支配的转移,E也因此实际对汽车获得了事实上的支配和控制,故F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E之行为因齐备了诈骗罪所有要件,应当定性为诈骗罪。

综上,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是指受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但这种转移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交付(转移占有权能),也不意味着受骗者必须具有处分财物所有权的意思,而只需要受骗者明确处分财物就是转移财物控制支配权即可。此外,对行为人在“占有迟缓”场合的犯罪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诈骗行为,而宜视具体情形作盗窃或者其他犯罪认定。

作者:吴登伟(张明楷膜拜者)

来源:重庆法律监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