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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定罪量刑中面临的6个难题


 

摘要: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积极意义。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适用中存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如何定罪等六个难题。这些难题使得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不多,法条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初衷相距甚远。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密切人;近亲属;对应的行贿行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罪名。刑法通过增设该罪名,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如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人全部纳入贿赂犯罪打击的范围,这对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反腐力度大有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至今5年多来,各地法院判决的贪污贿赂案件逐年上升、但与之相关联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却少之又少。但笔者通过各地人民法院网站以及北大法宝、汇法网等网站进行搜索,从2009年3月至2014年3月共计在网上能公开查找到的全国各地法院涉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还不到50件,这与贪污贿赂罪年均数万件的判决形成巨大反差。

按通常理解,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存在正相关关

系,即:国家工作人员贪腐严重、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也必然贪腐严重,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判决增多、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也应该随之增多。但各地法院涉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数据却与这种“通常理解”不符。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在于法条缺陷以及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存在体系性疏漏与矛盾,致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条文在适法中存在严重困难。本文通过若干案例来讨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存在的六大难题。

一、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按照《刑法)388条之一的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五类人:①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②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③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④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⑤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从条文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似乎是明确的,但其实不然。来看下述案例。

案例一:程某然接受请托人贿赂案。程某然与王某旭是战友、感情较深。二人转业后,程某

然在A市工商局任科长、王某旭在B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商人廖某因涉嫌诈骗被B县公安局抓获。廖某的家人找到程某然送上3O万元现金,希望程某然找王某旭说情。程某然找到王某旭,谎称商人廖某是自己的亲戚希望能从轻发落。在王某旭的干预下,案件未移送起诉。现有证据表明,程某然并未将收钱的事告知王某旭,王某旭也未收到过程某然的钱物。

问题:该案中程某然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因为程某然是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该案提出的实际问题是:现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如果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单纯利用影响力受贿,是构成受贿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如果严格按法条规定,案例中的程某然不构成受贿罪。因为按刑法385条及388条的规定,受贿罪只包括两种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受贿);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斡旋受贿)。也就是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成立受贿罪的必要条件。案例中的程某然既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也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他之所以能让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某旭为请托人办事,完全是基于多年的战友情面。

虽然程某然的行为实质是利用影响力受贿,但如果就此认定程某然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似乎在逻辑上也难以自洽。

首先,按我国刑法受贿犯罪的立法思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要么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163条)、要么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388条之一)。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会造成体系上的混乱。其次,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条文规定看,该罪的主体也不应包括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该罪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规制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实质影响、但又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受贿犯罪问题,而且条文中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单列为一类主体与其他四类主体并列,从逻辑上看,其他四类主体也应该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不具有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再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刑比受贿罪的法定刑要轻得多。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可以按法定刑较轻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则有罪刑失衡、罚不当罪之虞;最后,如果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也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对其实施贿赂的行贿人将无法定罪打击。因为我国刑法并未将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将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国家工作人员明明接受了贿赂,但却不构成受贿罪;行贿人明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了,却不构成任何犯罪。

因此,当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单纯利用影响力受贿时,如何定罪便陷人两难境地:定受贿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会造成贿赂犯罪体系与逻辑上的混乱。类似案例中程某然的受贿情况在我国社会中有一定普遍性:受贿人本身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又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战友、同学、师生、情人、亲戚等亲密关系,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利不是利用了本人职务上的便利或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了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情形下的定罪如果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将不知如何判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运行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二、“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如何界定

《刑法)388条之一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列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一类犯罪主体。按刑法通说,此处的“关系密切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情人、同学、同事、战友、师生等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施加影响的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立法规定,“关系密切人”的表述经历了一个由“近亲属”到“特定关系人”再到“近亲属和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同时由司法解释上升到立法的演变过程。但如果某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素无交往或者根本不认识,能否算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案例二:林某花接受请托人贿赂案。林某花与李某红大学四年关系密切。毕业后林某花在A市就业,李某红则分配至B市并嫁给了某重点大学招生办主任赵某。林某花邻居周某的孩子欲入读该重点大学,周某出资20万元请林某花帮忙搞掂。林某花求助李某红,李某红则说服丈夫赵某帮忙安排。赵某通过自主招生违规操作将孩子招入。林某花虽然与李某红关系密切,但与李某红的丈夫赵某素无交往,只知道李某红的丈夫是招办主任。林某花也未将收钱的事告诉李某红。

问题:林某花是否赵某的“关系密切人”?

案中林某花是通过与李某红的同窗关系,进而让李某红影响其丈夫赵某的。如果不能认定林某花是赵某的关系密切人,则对林某花只能按无罪处理,因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其他四类主体诸如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等与林某花均不沾边。案例中“人找人、人托人”式的受贿方式在我国社会中并不少见。如果案例中的林某花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实践中将有相当部分利用间接影响力受贿情形将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但如果认定林某花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又明显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此问题目前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无解。

三、“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确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之一。从表面上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概念是容易界定的,因为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对“近亲属”概念均有直接的规定,而且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利用影响力受贿,如果此亲属不是近亲属,也可划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之列予以定罪打击。似乎“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界定不是一个问题。其实不然。事实是,我国多个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近亲属”的界定并存,加之刑法条文及立法、司法解释中也都没有具体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近亲属”的范围,使得学界、实务界对此多有争论。此外,还有这样的案例:

案例三:刘某接受请托人贿赂案。刘某是谢某英(女)的堂弟。谢某英的丈夫廖某是某法院院长。刘某虽与谢某英关系密切,但因谢某英大学毕业后远嫁他乡,刘某与谢某英的丈夫廖某并无交往,但知道廖某是法院院长。刘某的朋友有案件在廖某任职的法院审理,出资25万元请刘某找其堂姐夫关照。刘某请堂姐谢某英帮忙说情,后案件在廖某干预下胜诉。但无证据证明谢某英及其丈夫廖某收受过刘某的钱物。

问题:刘某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刘某与廖某并无交往,显然不能认定刘某是廖某的关系密切人。那么,如果要认定刘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必须确认刘某是廖某的近亲属。否则,刘某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按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能否认定刘某是廖某的近亲属呢?我国刑法典及刑事司法解释并未对“近亲属”概念进行解释。对“近亲属”的概念的界定,散见于其他法律、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这是关于近亲属概念的最狭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的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是关于近亲属概念的狭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是关于近亲属概念的广义规定。

如果按这三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案例中的刘某显然不是廖某的近亲属。对刘某不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刑。但201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第4条则对“近亲属”概念作了最广义规定:“领导干部的近亲属是指与领导干部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68条关于公务员任职回避的规定中也有相同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如果按这两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则案例中的刘某可以认定为廖某的近亲属,刘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从法律位阶看,《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在上述规范性文件中法律位阶最高,

人民法院似乎应该引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只是程序法,对涉及刑事实体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照执行,有待探讨;《公务员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律位阶次之,由于“公务员”概念与“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直接相关,人民法院似乎更应该引用《公务员法》的规定。但《公务员法》第68条只是关于公务员任职回避的规定,该条并未直接将回避人员定义为“近亲属”,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是否可以直接引用该条规定来确定近亲属的范围,也存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具有法律效力,但两者对“近亲属”规定的范围并不相同,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是否应该引用此司法解释以及应该引用哪个司法解释也值得探讨。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中关于“领导干部近亲属”的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概念的关联度最高,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法原则,人民法院应该引用此文件的规定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范围。但问题是:这只是一份党的文件,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能否直接引用此文件,大有疑问。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概念没有明确的立法解释或刑事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案例中的刘某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难以认定。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诈骗罪

如何区分下一个问题:如果行为人收受贿赂后,并未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者并未成功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此时,行为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呢?

案例四:小郑接受请托人贿赂案。小郑是交通厅长老郑的弟弟。商人刘某为承接某高速路工程贿送80万元给小郑让其帮助前期运作。小郑多次找老郑要求关照,老郑也表示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关照,但要按规定招投标程序办。后该工程商人刘某并未中标。刘某报案称被骗。

问题:小郑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还是诈骗罪?

从虚构事实的角度看,案中小郑的确是老郑的亲弟弟,而且小郑也多次为商人刘某的事请求老郑关照,小郑并未虚构事实,其行为似乎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但从隐瞒真相的角度看,小郑虽然是老郑的亲弟弟,但在该案中对老郑并无实质影响力,老郑也未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小郑并未将“对老郑无实质性影响力”这一真相告诉商人刘某,有隐瞒真相的情况,小郑的行为似乎又有诈骗的成分。

类似案件中,如果行为人明知对国家工作人员无实质影响力、不能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仍然打着国家工作人员的旗号收受请托人财物,当然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时候,行为人虽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亲密关系,但能否在某个请托事项中成功为请托人谋利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行为人自己往往也不明知能否最终办成,甚至连与其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能否办成也无把握。这种情形下,要准确认定行为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究竟是诈骗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就变得十分困难。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下,只要行为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不管最终有没有成功为请托人谋利,均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成功为请托人谋利,则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遂,未成功为请

托人谋利则属于犯罪未遂。对此看法,笔者恐难苟同。按我国刑法理论,受贿类犯罪既遂未遂标准不是有无成功为请托人谋利,而是有没有实际收受请托人财物。只要实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不管有没有成功为请托人谋利,均是既遂。

有人认为,此类案件应该以结果定罪:如果小郑帮助商人刘某成功承接了工程,对小郑就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果小郑没有成功帮助商人刘某接到工程,对小郑就定诈骗罪。这种以结果定罪的思路同样难获认同。我国刑法定罪的基本理论是构成要件符合说,定此罪还是彼罪要看行为符合哪个罪的构成要件。结果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性。还有人认为,此类案件究竟是定诈骗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要看小郑的事后态度。如果小郑没有成功为请托人谋利、事后又拒不退还所收财物,则说明小郑有诈骗故意,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如果小郑没有成功为请托人谋利、事后将所收款物退还给请托人,则小郑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退款行为可作为悔罪情节酌情从轻处罚。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这种以犯罪人事后表现为犯罪定性的思路同样是一种以结果定罪的思路。按我国刑法定罪理论,行为实施完毕犯罪的性质即已固定,事后的退还或恢复原状行为只影响量刑不影响案件的定性。类似情况究竟如何定罪,在实体法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何区分

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等特殊人群;受贿罪要求利用职务之便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是利用因亲密关系而对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的影响力。二者的犯罪主体和犯罪手段均不相同。但当两类不同主体联合作案、共同犯罪时,如何定罪便是一个难题。

案例五:孙达与邹燕共同接受请托人贿赂案。孙达是某工商局执法科长、邹燕(某幼儿园教师)是该工商局局长韩某的情人。商人许某有一批案值千万元的伪劣产品被工商局查扣。许某向邹燕求助。邹燕找来孙达和商人许某一起商量,许某愿出资100万元。孙达分得其中40万元后以执法科名义打报告给局长韩某请求对该批货物罚款放行,邹燕分得60万元后向韩某说情。韩某最终批示同意罚款放行,致使该批劣质产品再次流向社会。该案中无证据证明工商局长韩某知道孙达与邹燕的受贿情况。

问题:案中孙达与邹燕该如何定罪?

如果分开来看,孙达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邹燕收受贿赂后利用情人关系影响局长韩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案中孙达与邹燕明显是共同犯罪,按犯罪共同说,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犯罪,其罪名应该相同。那么,二人是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呢?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条规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据此规定,案中的孙达与邹燕应该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但是,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5号)第3条又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据此定罪思路,二人又应该共同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按主犯的犯罪性质确定共同犯罪的罪名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案中邹燕是共同犯罪的谋划人,分得的钱款也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按此理论,邹燕与孙达应该共同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如果按此定罪,则会出现两大问题:①案中的孙达明明利用了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却只能定处罚较轻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造成罪刑失衡、罚不当罪;②由于我国刑法并未将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致使商人许某明明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了而且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了不当利益,却只能以无罪论处。这个结果,显然社会公众是无法接受的。但如果对二人均定受贿罪或分别以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则又明显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冲突。

如何定罪?或许,我们应该放弃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犯罪共同说”理论而采信共同犯罪的“行为共同说”理论,按罪刑均衡、罚当其罪原则,对案中的两人分别按其实际行为定罪,对孙达定受贿罪、对邹燕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能否如此定罪?值得探讨。

六、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该如何定罪

行贿与受贿是典型的对向犯,按我国刑法立法体例,有某种受贿罪就有相应的行贿罪。如刑法385条、388条规定了受贿罪,刑法389条就规定了相对应的行贿罪及单位行贿罪;刑法163条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164条便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以及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法387条规定了单位受贿罪,刑法391条便规定了对单位行贿罪。但《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却唯独没有同时增设对利用影响力受贿人员行贿罪。那么,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该如何定罪呢?

案例六:农民冯大华接受请托人贿赂案。冯大华是冯二华的哥哥。冯二华在某市任水务局长,冯大华在农村务农。在市里做包工头的同村人陈某承揽了城中村改造工程,为节省运费想将建筑垃圾就近运至水库边洼地倾倒。因可能影响水源,需水务局批准。为获批准,陈某贿送冯大华60万元,请冯大华出面做弟弟冯二华的工作。冯大华多次向冯二华说情,但未提及收钱之事。冯二华念及早年哥哥弃学供自己读书的情分,违规批示同意。后因垃圾污染水源,案件被查处。冯大华及包工头陈某被拘。

问题:冯大华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无疑,但包工头陈某构成何罪?

首先,包工头陈某不构成行贿罪,因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贿罪的行贿对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案中的冯大华是农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同理,陈某的行为也不构成刑法164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因为该法条明确规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行贿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冯大华不是任何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此,如果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只能认定陈某无罪。但如果法院判决陈某无罪,不仅社会公众难以接受,也与我国反腐败的刑事政策不符。

首先,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零容忍”,这不仅体现在中央各国家机关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中,也体现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我国刑法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构成犯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构成犯罪、对不属中国公民的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组织官员行贿也构成犯罪,甚至连介绍贿赂也有专门的罪名。在这样制度框架下,如果法院判决某类行贿行为不构成犯罪,将与我国的反腐政策产生冲突。

其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正式生效,《公约》明确要求将利用影响力交易中的受贿行为及行贿行为均规定为犯罪。如《公约》第18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人或者其他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我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也于2005年10月27日审议并批准了该公约。在此背景下,如果认定对利用影响力受贿人员的行贿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冲突。这就产生一个难题:认定包工头陈某的行贿行为构成犯罪,则于法无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认定陈某不构成犯罪,则与我国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冲突。此类案件如何判?能否以刑法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对刑法164条第1款中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将无单位或者无固定单位的人员解释成属于“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进而对案例中的陈某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论处?值得讨论。

七、结 语

上述我们列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的六个难题。困难的根源在于: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立法思路出现了偏差。

首先,关于受贿罪。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立法模式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特定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按我国刑法,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尚不足以构成受贿罪,还必须要看他利用了什么方式为请托人谋利。如果他没有利用职务便利或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用其他方式为请托人谋利,就不构成受贿罪。其实,从应然的角度看,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注重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只要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应该构成受贿罪,至于他用什么方式为请托人谋利应该在所不问。他用任何方式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均应构成受贿罪。但我国刑法却恰恰对本不应规定的“以何种方式为请托人谋利”进行了限制性规定。

其次,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不当利用影响力”,至于是什么人不当利用用影响力受贿,刑法应该在所不问。任何人不当利用对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力、收受请托人贿赂为请托人谋利,均应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我国刑法对本不应该考虑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却恰恰采用了详细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其实,任何列举必有遗漏、列举越细遗漏越多,于是便造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上的种种困难。受贿罪只关乎行为人身份而不关乎行为方式,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只关乎行为人是否不当利用影响力而不关乎行为人身份,这是两罪刑事立法之应然。但殊为可惜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立法,对本不应规定的行为人利用什么方式为请托人谋利却恰恰作了限制性规定,从而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之外的方式为请托人谋利,排除在受贿罪之外;对不应限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却恰恰作了限制性规定,从而将诸多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进而造成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上的疏漏、困难、矛盾与混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缺憾!

作者:徐松林 华南理工大学

来源:2014年11月《贵州社会科学》第11期,总2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