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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遂-未遂


理论上鲜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但是在既有的观点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本罪属于贿赂罪,而贿赂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所以,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至少许诺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才存在职务行为与财产的交换性,才能认定为贿赂罪。换言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没有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虽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国家工作人员并不许诺,由于不存在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交换性,不能认定为贿赂罪。如果行为符合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占等财产罪的犯罪构成,可以认定为侵犯财产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关系人”在主观上意图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客观上已经将请托事项告知了有主管权限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且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即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按照第一种观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或者包含了两个分别由不同主体实施的实行行为,一个是关系密切人的允诺“去活动”和实际去请托(兑现允诺)的行为,一个是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允诺“帮忙”和实际帮助(兑现允诺)的行为。或者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允诺“帮忙”和实际帮助(兑现允诺)是作为结果要件,缺少后一行为要件或者说是结果要件,本罪就不能成立。即如果只有关系密切人的允诺和请托行为,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施允诺行为,就不构成本罪。那么,依据这一认识,本罪要么根本不存在未遂形态,要么未遂的标准在于行为人事后没有得到财物,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尽管允诺但没有去兑现允诺,请托人没有谋得不正当利益。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的出发点是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等同看待,认为两罪的法益相同、立法目的一致。然而,这种认识会不当限缩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处罚的范围,实践中许多近亲属收受了巨额财物为他人请托,因为事项难办或者违法程度较重,都会被国家工作人员拒绝。这种情况如果以侵占罪处理,一是不符合该行为通常的刑法类型评价和社会评价;二是侵占罪的法定刑较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轻,以侵占罪处罚罚不当罪,不足以规制该行为;三是不符合本罪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犯罪的立法原意,不利于从这个角度预防和控制腐败犯罪。通说认为,既遂的标准在不同的犯罪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它们只有用构成要件说才能准确地加以概括,即凡是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且行为已具备了具体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构成既遂犯。因此,应从构成要件是否齐备的角度区分具体犯罪的既遂和未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尽管作为刑法第388条斡旋受贿罪之一,但是与受贿罪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不仅主体不同、行为特征不同,保护的法益与受贿罪也有区别。如前所述,本罪保护的法益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是“影响力的不可收买性”。因此,只要行为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且实施了允诺为他人“去活动”和实际去请托(兑现允诺)的行为,就已经成立本罪的既遂;行为人事后没有获取作为“对价”的财物,成立本罪的未遂。至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允诺“帮忙”(拒绝了请求),或者允诺之后没有“帮得上忙”(没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只是作为量刑情节来评价,不影响本罪既遂的认定。

部分内容摘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解析》(作者:单民、陈磊)